面对日军攻势，国民政府亟需精准而灵动的军事情报；为贯彻持久抗战的国家战略，持续打击并牵制沦陷区的敌伪势力亦势在必行；为确保自身统治的稳固，对异见势力实施监控与打压亦不容忽视；为维护后方秩序及经济稳定，查缉走私、检举奸商、监管水陆交通，乃至展开对日经济作战，这些任务均落在了军统局的重担之上。

组织急剧扩张

军统机构正式组建之后，局本部（军统内部称之为内勤）以及遍布各地的组织（即外勤）迅速壮大。至1938年，军统的正式编制人员已达6721人，而到了1945年，这一数字已激增至24725人。然而，这个数字尚不包括军统所掌控和使用的众多公开及半公开单位。在抗战期间，军统成功地将自己的势力范围拓展至国统区、沦陷区，乃至海外各地，构建起一个庞大的特务网络，成为当时中国战时最庞大的特务机构。

军统的内勤架构，在特务处时期的基础上，由原本的科、股二级体制提升至处、科、股三级体制。尽管各处的名称与职责有所变动，但其核心的四处一室保持相对稳定。第一处是军事情报处，由鲍志鸿担任处长；第二处为党政情报处，历经严灵峰、王新衡等人的掌舵；第三处是行动处，由刘培初、徐业道、郑修元等先后领导；第四处为电讯处，魏大铭任处长。这四处一室之间，设有秘书室，由主任秘书一职担任幕僚长，郑介民、毛人凤先后担纲此职，负责审阅各处文件。上述四处一室，共同构成了军统最重要的特务工作支撑体系。

军统的外勤架构沿袭了特务处时代的区、站、组等级制度，但规模显著扩大。不仅在国内控制区及沦陷地带设有布局，军统亦积极向海外拓展势力，在越南、缅甸、泰国、新加坡、菲律宾，乃至美国、印度、埃及、英国、法国、苏联、土耳其、秘鲁、智利等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站点和小组。至1944年，军统的外勤组织达到了顶峰，情报和行动单位总数达到了709个。

此外，为了便于展开特务活动，军统机关充分利用并操控了众多公开或半公开的组织机构，这些机构涵盖各地警察局、各战区司令部的调查室、集团军司令部的调查室、运输统制局的监察处、财政部的缉私署、财政部货运管理局、忠义救国军、别动军以及中美合作所等。

八年抗战期间，军统共计搜集军事、政治、社会、经济、国际等各类情报1,021,863件，可谓数量极多。只不过情报的作用往往隐而不彰，也较少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故而后人很难量化这些情报的实际价值。

军统七姐妹非信史之列。

除了电讯侦译之外，情报人员往往以各类职业作为掩护，深入沦陷区秘密潜伏，或是假装投敌，扮演着伪职，这些手法亦成为军统搜集情报的关键策略。

上午6时35分，敌轰炸机24架，飞行高度六级，朝第四个方向飞去。若通报过程顺利，整个过程不超过一分钟。因此，每当汉口敌机起飞轰炸重庆，重庆方面总能及时获知，从而有充足的时间发布警报，疏散民众，将空袭损失降至最低。

佯任伪职方面，以南京情报组为例，组长程克祥佯任南京日本大使馆翻译。副组长彭盛木为台湾人，先后佯任周佛海秘书、汪精卫翻译、伪调整国事会秘书、敌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嘱托及伪中央储蓄银行总裁秘书等职。举凡周佛海参加的敌伪会议，乃至汪精卫与日寇要员之私人会谈，皆由彭盛木将全部会议记录密报重庆军统局本部，深获戴笠嘉许，其情报考绩曾在军统名列第一。

除了派员潜入日伪，军统对中共的渗透活动也始终在进行。早在国共停止内战之初，戴笠便向蒋介石进言：“共党目前虽可接受领导，共同抗日，但不放弃组织活动，本党之组织斗争技术多有不如，复图利用之，恐将影响国家统一局面。”另据台湾“国史馆”新近披露的《军情局档》显示，1937年，戴笠曾向蒋介石报告：“共党近在肤施设立抗日军政大学，本处在上海有共党路线工作人员四人已蒙认可，介绍前往受训。”戴笠电报中提到的四人，包括后来被称为台湾“调查局之父”的沈之岳。沈之岳在延安潜伏了一段时间，又调到新四军中工作，后来直至1939年身份暴露，才被迫撤离。自此以后，因中共防范严密，军统再也没能成功派人潜入延安。至1942年军统内部会议，高层干部不得不“切实检讨，对共党毫无内线，所得报告，皆空泛无所据”。

这七位军统女译电员随中国远征军新38师撤退至印度，途中不幸遭遇日军袭击，在无法成功突围的情况下，她们选择了集体跳崖殉国。事后，军统举行盛大追悼会，由女少将姜毅英发表祭词。这一故事感人至深，并被多部学术著作引用，但实际上疑点重重，不足为信。军统非常注重精神教育，编制了《先烈事迹汇编》，详述了殉职人员的牺牲经过，旨在激励后人继承光荣传统，学习先烈精神。《事迹汇编》内容详实，即使是因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而牺牲的基层特务人员，也都有详细记录。唯有那些因犯罪伏法或无法查证者，才未被收录。既然“七姐妹”事件有“军统开会追悼，姜毅英致祭词”的记载，显然不属于上述两种情况，如此重要的精神教育素材，却在《事迹汇编》中没有任何记载，这似乎与常理不符。更有甚者，关于“七姐妹”的故事，在军统文献和远征军史籍中均无记载，这充分表明该事件荒谬不经，难以称之为信史。

戴笠酷爱暗杀。

在抗战岁月里，军统局积极开展行动，其核心任务主要围绕对日实施暗杀（军统内部称之为“制裁”）、游击作战以及策反活动展开。

戴笠对暗杀行动情有独钟，在他眼中，“国家危难至此，汉奸横行无忌，唯有以鲜血洗刷，方能彰显中华民族抗敌除奸的壮志豪情”。在戴笠的严格指令和丰厚赏赐的激励下，军统在抗战期间对敌伪要员进行了515次严厉打击。其中，不乏重要案例，例如：1938年，成功击毙伪军政部长周凤岐；1939年，击毙伪外长陈箓、伪交通部长李国杰；1940年，击毙敌开封特务机关长川贞作、伪和平促进会头目张啸林、伪上海市市长傅筱庵、伪新民报总编辑吴菊痴；1941年，击毙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日方负责人赤木亲之、兴亚院联络部驻厦门特务机关长泽重信；1943年，设计毒杀伪特工总部主任李士群；1944年，击毙伪广东省省长陈耀祖、伪杭州市长谭书奎等。至于坊间流传军统曾击毙日本女间谍“南造云子”的说法，实乃漏洞百出，毫无根据。所谓的“南造云子”与“七姐妹花”一般，均为好事者凭空捏造的人物。

在游击战线上，军统部门相继组建了忠义救国军和别动军两支精锐部队，专注于此项战略任务。同时，还遍布沦陷区各处的行动小组、破坏小组、爆破小组以及工作小组等各式战斗力量，共同构成了我军在游击战场的坚强阵容。

“我已付出足够的代价，对于这些汉奸走狗，我又有何惧？”他挥舞着手中的棍棒，奋勇反击，所向披靡，最终被日军围攻而英勇牺牲；广州站行动组长江志强于1941年9月17日领导团队爆破日伪机关，撤退途中遭遇敌宪兵拦截，他巧妙地拆除了炸弹的弹簧，与敌人同归于尽；浙西行动队员俞阿四在1944年2月7日射杀了伪杭州市长谭书奎，不幸因奸细告密而被捕，最终被敌人当作蜡烛的芯，注入白蜡，制成蜡烛……

“这些人多为嵊县、新昌地区的地头蛇，其中许多刚从监狱中释放，等待最终审判的待决囚犯。”戴笠之所以热衷于招募这些人，是因为他们胆大心狠，执行行动任务往往容易取得成功。然而，这些人虽然具备积极抗日的因素，同时也带有残害百姓的不法行径。再以1944年为例，军统旗下的别动军第二纵队驻扎江西萍乡，他们常以抗日为名，对百姓进行敲诈勒索、奸淫掠夺，以至于当地流传着“宁愿日本人杀，不愿别动军驻”的民谣。作为抗日武装，别动军却受到民众的深恶痛绝，这也是纪律涣散成为军统后世备受指责的丑闻之一。

抗战胜利，戴笠丧命。

随着抗战进入尾声，敌军败象愈发明显，军统局的工作重心逐步从抗日转向反共斗争。戴笠郑重提醒部下：“应对共产党远比抗击日军艰难百倍。”彼时，如何确保顺利接管，并有效阻止中共军队先行占领各大城市及战略要地，成为国民政府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对此，戴笠保持着敏锐的洞察力，早在抗战胜利的前夜，他就亲自前往东南地区，着手进行部署。

1945年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戴笠立刻拨通了军统干部刘方雄的电话，指示他即刻前往上海，向敌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传达指示：若冈村能确保京沪杭地区完好无损，顺利交由中央军接管，那么他的战犯问题将由戴笠本人全权负责，我国政府将对冈村予以优待，确保他不受任何委屈。与此同时，戴笠致电毛人凤，要求各地待机反正的伪军74万余人以先遣军的名义行动，并任命早已与军统暗中勾结的汪伪头目周佛海担任先遣军总指挥，负责维护宁沪地区的治安，阻止中共军队的进入。此外，戴笠命令军统掌握的忠义救国军、中美合作所教导营等特务武装加速向宁沪地区推进。在戴笠周密的策划下，忠救军在9月初率先进入上海，迅速掌控了局势。

1945年圣诞节，戴笠（前排右二）与梅乐斯（前排右四）一同与学生们在立人小学共度佳节。

然而就在军统为国民政府成功接收心腹要地之时，军统的命运也在悄然发生变化。抗战胜利后，国内舆论界掀起了一波波针对国府特务组织的反对声浪。长期以来，军统从事特务工作，其对抗日虽有贡献与牺牲，但外界知之甚少，加以特务人员纪律不良，殃民不法之事时有所闻，且在全民族一致抗日的大背景下，军统始终对中共进行镇压与破坏，故而无论党内党外乃至社会舆论，普遍对军统没有好感。尤其中共和民盟纷纷抨击特务组织“种种恶劣行径”，要求当局撤销特务机构，“停止迫害人民的特务活动，给人民以民主与人权保障”。此外，就连美国方面，也在国共和谈开始后，对国府表示戴笠及其组织“反共色彩太浓厚了，为促进今后和平协商，（军统）应当退出政坛”。当时的形势，正如戴笠所言：“本局工作今后比抗战时期更为艰苦，委员长外，都将主张取消特务。”

1945年底，蒋介石面对国内外的强大压力，手令戴笠、郑介民、唐纵、张道藩、余井塘、叶秀峰、李士珍组成七人小组，负责设计特务组织的改革方案。1946年1月17日，政协会议召开期间，蒋介石对戴笠明确提出“今后政府将要改组，各党各派均将参加，军统局需要取消。你自己研究一办法，不用负责，而能实际控制这机关”。

2月12日，戴笠自重庆启程，陆续抵达上海、苏州、南京等地，以处理各项公务。进入2月下旬，他来到了北平。3月10日，戴笠在怀仁堂召集北平的军统同仁，共同纪念总理，并发表了一番激昂的演讲：“如今，共产党因我们对其忠诚，意图将我们推翻”，“我对于‘打倒’二字，实感模糊不清，只担心我等同志不思进取，官僚风气盛行，若是持续如此，即便外界未施以打击，我们自身亦可能倒下。因此，我时刻所思所想，是如何对得起先烈的遗志，如何维护我们光荣的历史，从未想过他人将如何将我打倒。”戴笠的这番言论，不仅为在座者注入了强心剂，似乎亦在向众人暗示，军统的存续并非空穴来风。然而，当时的局势对军统而言，已然不容乐观。

在戴笠于北平进行巡视期间，毛人凤自南京传来急电，透露“七人小组”成员李士珍向蒋介石提出了对军统不利的改革提案。李士珍当时担任中央警校教育长，与戴笠在警政问题上长期存在分歧，此次在军统正面临重组之际，他再次“落井下石”。戴笠在愤怒之下，迅速起草了一封标注“十万火急”的电报，紧急发送给毛人凤，并要求他亲自翻译并转呈蒋介石。电文中，戴笠对李士珍进行了严厉指责，称其“在反动派高喊打倒特务、取消特务之际，向钧座进言，意图趁此机会使我局工作陷于瓦解”。毛人凤阅后，认为“措辞过于激烈”，遂准备另行起草一封电报，待戴笠审阅后再次发出。3月14日，戴笠结束了在北平的行程，转赴天津、济南等地。3月16日，他抵达了青岛。

“若能在此定居，便是我得以卸甲归田的理想之地。”其言辞间流露出的凄凉之感，梁若节等人见状，立即汇报：“我们正筹备另租一处住所，以便先生下次莅临青岛时得以休憩。”戴笠闻言，脸上露出了释然的笑容。上午11时，戴笠乘坐专机飞往上海，转道重庆，却因天气恶劣，不得不改飞南京，冒险穿越云层着陆时，不幸误触岱山，导致坠机身亡。

1946年3月17日，军统局首脑戴笠不幸因飞机事故丧生。南京中山陵烈士陵园内，隆重举行了戴笠的葬礼仪式。

3月19日，蒋介石得知戴笠不幸遇难的噩耗，于日记中感慨：“戴笠不幸于气候恶劣之际，在南京附近遭遇不幸，命丧黄泉，实令人痛惜。虽然此人生平多有不足，但其忠诚与热忱，实乃革命者的楷模，如今却已无处寻觅。”随着戴笠的突然离世，他所创立的军统机构亦加速了改组的步伐，国民政府特务机构的黄金时代也随之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