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自1959年起，林彪开始主持军委工作，他有意在军队内部培植个人势力，将心腹爱将安排至关键部门，赋予他们重要的职务。

林彪甫一执掌大权，便力荐邱会作担任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一职，且强行将其确立为总后勤部党委的第一书记。

1962年，林彪以强化海军领导机构为宗旨，特地派遣李作鹏担任海军的常务副司令一职。

1965年，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不幸离世，林彪随即迅速提名吴法宪接任空军司令一职。

在林彪的庇护之下，他们在各自所属部门频繁开展了拉帮结派、排斥异己的行为。

李作鹏曾在海军内部暗中组织小团体，对海军司令肖劲光进行打击与排挤。

然而，当时老一辈的领导依然执掌着权力，中央的领导层也保持着完整，因此对于他们的批评能够让他们心生顾忌，不敢过分行事。

02

林彪的宗派体系是从打倒罗瑞卿开始形成的。

在1965年12月的上海会议以及1966年春季于北京京西宾馆召开的两次“倒罗”会议上，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在林彪、叶群的精心策划下，协同作战，一致将罗瑞卿诬指为“篡党、篡军、篡国”的阴谋家、野心家、危险人物，为罗瑞卿的倒台贡献了极大的力量。

黄永胜身处广州军区，无缘参与这场针对罗瑞卿的“倒罗”斗争，遂致信叶群，对罗瑞卿进行猛烈抨击，称其为“十足之伪君子，大阴谋家，大野心家”。

过后，黄永胜还对未能在“倒罗”上立功而后悔不已，当林彪的面大骂自己“蠢猪”。

林彪在这场针对罗某人的斗争中，洞察了他们的“忠诚”，视其为心腹干将。这些人在林彪的感召下，纷纷归附，心甘情愿地成为林彪的得力助手。党羽。

“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之中，林彪趁机崛起，最终构建起自己的派系势力。

“文化大革命”将林彪捧上了至高无上的位置，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存在。他以毛泽东的“得意门生”和毛泽东思想红旗“高举者”之誉，占据“副主席”和“接班人”的要职，这不仅使他的个人野心急剧膨胀，更吸引了一批追逐名利之辈纷纷依附于他，大小野心家如潮水般涌现。

谈及“文化大革命”，林彪常常强调其“大罢一批，大升一批”的干部调整策略。这既是他对军队需坚定支持“文化大革命”立场的公开宣示，亦可视作一种带有威慑或诱惑意味的暗示。

林彪所确立的干部选拔与罢免标准，核心在于“是否坚决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以及“是否鲜明突出政治立场”。至于其他方面的问题，林彪将其视为细节，认为“无关紧要”。他反复强调“小节无害”的原则。

林彪堪称“举得最高”、“学得最好”的代表，对于谁是否真正实现了“高举”和“突出”，他的评价最具权威性。

这样，林彪集政治权力与是非标准于一身，保谁和倒谁全在于他的“金口玉言”之中。

03

自“文化大革命”拉开序幕，黄、吴、李、邱等人各在其所在机构均遭受了不同程度的群众运动冲击。在关键的时刻，林彪、叶群挺身而出，对他们的安危给予了关照与保护。

黄永胜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员。1967年1月，该军区内部部分干部与群众发起抗议活动，对黄永胜进行猛烈抨击。

1月28日，黄紧急拨通林彪的电话，传达了迫切的需求。林彪随即指示叶群将黄紧急召回北京，以确保其安全。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吴法宪将一批反对他的空军高级干部打压至下位。

然而，不久之后，空军院校的学生以及空军机关中的众多人员纷纷起身反抗他。他惊恐万分，不敢再公开露面，只得躲藏于山洞之中，避其锋芒。

恰在此时，我国空军一部成功击落了一架来自台湾的美制无人机。叶群同志随即疾步走向造反群众，大声说道：

“你们是否清楚这架飞机是如何被击落的？正是吴司令亲自指挥完成的！尽管你们总想追查他，以为他因害怕而躲藏起来，但实际上，他是受主席和林副主席的特别委托，一直在战备指挥中心指挥着对敌作战行动。”

叶群的话帮吴法宪解了围。

吴法宪凭借林彪与叶群的庇护，在空军系统公然组建了一支旨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势力团伙。

李作鹏在海军领域遭遇了强劲的反对势力，他的日子同样颇为艰辛。

1967年四月某日，李作鹏正遭受众人于会场上的严厉批评。闻悉此讯，叶群迅速拨通会场电话，捏造谎言称，林彪元帅即将与李作鹏进行交谈。

李作鹏抵达林宅毛家湾之际，林彪与叶群即刻将他紧急送往京西宾馆，对其进行了秘密的庇护。

林彪亲自挺身而出，力保李之地位，称赞李为“坚定高举毛泽东思想光辉旗帜的”、“突出政治理念的践行者”，并认为李在反对罗瑞卿一事上，功不可没。

邱会作素来生活作风不端，在总后引起了极大的民怨。“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前，罗瑞卿曾专门召开会议商讨对其进行处理，但最终因林彪的庇护，他得以幸免于难。

在“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中，邱会作成为黄、吴、李、邱四人中遭受批判最为惨烈的个体。第二军医大学的学子们将他拘禁于总后大院，传闻中还遭受了殴打之苦。邱会作及其妻子胡敏，向林彪、叶群等人焦急地寻求救援。

1967年1月24日夜间，叶群携带着林彪与陈伯达联名签署的指令——“即刻释放邱会作”，亲自前往总后勤部大院，从民众手中将邱会作解救，随即将其安置于西山进行保护。

邱会作一经解救，便立即扑通一声跪倒在叶群面前，泪水横飞，悲痛欲绝地哭诉道：

“叶主任，你救了我……”

“若非文化大革命，空军恐将落入宵小之手，权力被篡夺。海军负责工作的几位同志亦面临同样命运，权力可能被剥夺。总后勤部亦不例外。”

“邱会作同志固然有过小偷小摸的过失，理应受到惩处，然而他本质上仍是一位优秀的同志。”

即便林彪亲自表态，空军内部对吴某的抵制情绪以及海军中对李某的反感依旧强烈，而总后勤部内部要求罢免邱会作的声音更是高涨。林彪本人就曾收到一份由总后勤部多数员工联名签署的、明确要求罢免邱会作的誓言书。

04

1967年5月13日北京展览馆武斗事件，摆脱困境的转折。

1967年四月，叶群亲自接见了空政文工团的演员刘淑媛等一行人，并对她们开展具有派别色彩的演出表示了坚定的支持。

刘氏人物巧妙地联络了空政文工团、海政文工团、战友文工团等多家文艺团体。二炮文工团众多驻京军队文艺团体中的同仁，秉持相同理念，携手筹备并排练了一系列节目，以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之际的文艺盛宴。

总政治部和全军“文革小组”明确规定，各文工团应联合登台表演。此举旨在化解群众两派之间的对立与矛盾，推动团结协作。

另一群体规模庞大，与众多高等学府内知名的反抗力量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声称：

“面对他们的‘联合演出’，我们决不退缩，将勇往直前。”

尽管演出团队人数稀少，但在吴法宪、李作鹏的鼎力支持下，他们并未示弱，毅然决然地坚持按计划进行演出。5月13日晚，他们独立于另一派别，在北京展览馆剧场举行了联合演出的试演。然而，另一派却试图冲击会场，甚至有地方院校的群众组织加入支持。两派之间爆发了小型武斗，导致数十人受伤。

事件发生后，叶群携同吴法宪、李作鹏、戚本禹等一众人士亲赴医院，代表林彪一方对受伤的同志们进行慰问演出。然而，对于另一派别的受伤人员，他们却选择了视而不见，此举显然流露出鲜明的倾向态度。

林彪与叶群将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誉为“三军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领军人物，此举无疑提升了他们的政治地位。与此同时，他们另将另一派别贬称为“冲派”，对其施加了沉重的政治压力。

同时，在北京贴满了打倒总政主任萧华的大标语、大字报，指责萧华是“5·13事件的黑后台”。这也是叶群背后策划指使人干的。

6月9日，林彪又到人民大会堂观看了“三军”的文艺演出。新华社为此专门发了消息。

6月10日，应叶群的指示，空军、海军以及二炮等众多单位的数千名人员，聚集于总后勤部大院，举行游行以表达对邱会作“挺身而出”的坚定支持。

不久，那被称作“冲派”的群众团体亦纷纷联合，自称为“首都三军”，亦即“新三军”。军内之所以出现如此严重的分裂局面，实乃林彪、叶群一手操弄所致。新老三军均为了争取“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支持，纷纷筹备“七一”的文艺演出。这场演出成为了决定胜负的焦点。

在“七一”节来临之际，两股文艺势力分别于两地同日上演，并向“无产阶级司令部”伸出了邀请之手，期盼他们莅临现场。

林彪仅观赏了“老三军”的表演，而将“新三军”置于一旁，未予关注。此举实则等同于对“新三军”的不支持态度。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凡是没有获得“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青睐的群众组织，均面临着生存的危机。“新三军”迅速瓦解，而“老三军”则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然而，真正的赢家并非那些群众组织，而是那些在幕后操控他们的人。叶群对于自己的这一“杰作”深感自豪，她曾自豪地宣称：

“面对解放军内部这场纷扰，首长未曾开口一言，仅是观赏了一出戏，便巧妙地将‘冲派’势力一举瓦解。”

“五一三事件“瘫痪了总政治部，摧毁了全军文革小组”，总政治部主任萧华遭受了被打倒的命运。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被树立为“无产阶级革命派”，随之展开了一系列旨在夺取总政治部权力的行动。

彼时，广泛流传着“全国瞩目北京，北京瞩目军队，军队瞩目‘三军’”的说法，由此可见其影响力之深远。

邱会作在致叶群的信中提及：“宜借‘五一三’事件之契机，将其化为扭转我们局势的强大动力。”

05

1967年7月17日，在叶群与江青的密谋策划下，一个名为“看守小组”的组织应运而生，亦被称作“四人小组”。该小组由吴法宪、叶群、邱会作、张秀川组成（李作鹏因随毛泽东外出，海军事务则由张秀川暂代），其中吴法宪担任组长一职。

它隶属于“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并有权列席该小组的碰头会议。其主要职责包括监管总政治部，以及负责指导驻京部队和机关单位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相关工作。

彼时该组织对外保持缄默，仅于17日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上作了简短通报，随后便在京西宾馆正式展开运作。

随着全军“文革小组”的瓦解，总政治部陷入瘫痪，于是“看守小组”顺理成章地成为了领导军队开展“文革”活动的官方机构。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的地位由此得到全面稳固，林彪掌控空军、海军和总后勤部的野心亦得以实现。

“看守小组”一成立，就发生了武汉“七二零”事件。“中央文革”的王力在武汉因支持一派、压一派而引起武汉军民的不满，挨了打。

林彪借机大作军队的文章，他对《解放军报》的李讷等人说：

必须迅速出击，发起猛烈攻势，务必彻底摧毁总政治部那座阎王殿！

因此，总政遭受重创。四名正副主任，以及四十余名正副部长，均遭受批斗之苦。其中，总政副主任袁子钦等十七人，不幸遭受迫害，命丧黄泉。

十月，林彪宣布对总政治部实施军事管制，吴法宪担任军管小组的负责人。这一现象，即军队内部的一部分成员对军队的最高政治机构进行管制，实为罕见之举。

1967年8月9日，林彪讲话。

“纷争可分为四种情形，……其中，恶人往往与善人争斗，诸如北京、海军、空军、总参谋部、总后勤部等地便是如此，善良之人遭受打压，备受折磨，却也因此尝到了胜利的甘甜。……邱会作同志曾遭此不幸，长达一个月之久，几乎命悬一线。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同样未能幸免。吴法宪亦然。回顾过去，你们虽曾饱尝苦涩，但如今却品尝到了胜利的果实。”

林彪勉励众人，效仿邱会作与吴法宪的气度，面对恶意中伤，“务必保持冷静”，“即便天翻地覆，亦能稳住心神，扭转局势”。

10月19日，中央决定将林彪的此次讲话转发至各省市及各军区。

在“文化大革命”的狂潮中，今日台上者，明日或许沦为被打倒的“黑帮”。在这样的动荡岁月，究竟该拥护谁，又该反对谁，实难辨其真伪。

林彪，被誉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副统帅”，其话语权举足轻重。在“八九”讲话中，他明确指出吴、邱、李、张、王皆为好人，而整治他们之人则为坏人，从而将他们纳入“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范畴。此举意味着，任何反对他们的人，实则是在反对林彪，亦即是在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

因此，他们于林彪麾下构建了一道宗派壁垒，稳固地掌控了总政治部、总后勤部、空军、海军等关键部门，牢牢把握了军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领导权。同时，“中央文革”的工作人员也几乎尽数替换为“三军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成员。

“五一三事件”标志着林彪宗派集团从萌芽走向成熟的关键转折。在这一事件中，他们不仅从志同道合的默契迈向了利益攸关的组织结构，而且确立了合法的权力地位，其派系力量亦随之显著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