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说，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

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我党宣布：作为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已不存在了。

从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到统筹兼顾，再到最后的公私合营。某种程度上来说，共和国前30年的发展史，就是一部资产阶级消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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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陈云以加工订货救市

1949年5月下旬，上海解放，曾山负责接管工商业。负责工商行政管理的石瑛跟着三野南下福建去了，曾山的副手许涤新，成为上海市工商局长，主管市场和私营工商业。

起初，所谓的市场管理，就是打击、取缔投机活动。几次较量下来，投机家的活动就被压下去了。

随后，因为上海轻工业的名牌相当多，西北西南各地都来上海订货，一面是资本家供不应求，一面是国营百货公司也要控制货源，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在收购和加工订货中尖锐无比。

1950年，国家实行财经统一。通过抓税收和发行公债，将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恶性通货膨胀一下子解决了。

随之而来的却是通货紧缩。

商品的销路突然下降，资本家的商品卖不出去，工人的工资发不出来，市场一片暗淡。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负责人陈云感到压力很大。

1950年5月8日，陈云主持召开了七大城市工商局长会议。参加会议的除了局长们，还有黄炎培、陈叔通、盛丕华、周叔弢等资产阶级民主人士代表。

会议开了半个月，5月26日结束。

陈云在总结时当场宣布了新的策略：调整工商业，扩大加工订货。

消息一到上海，市场沸腾，资本家奔走相告。

上海的加工订货，顺利地扩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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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资本家不听话了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

军需物资的需求急剧增加，国内市场顿时活跃了起来。这导致资本家们宁愿毁约，按照合同支付罚款，也不再履行政府的加工订货合同了。商品可以拿到市场上去卖高价嘛！

市场不好的时候，由政府托底。

市场好的时候，一切按市场经济办。

1950年上半年，资本家还在感谢国家给他们加工订货订单。转眼到下半年，加工订货却成了一根捆住资本家手足的绳子了。

一直到1952年1月，五反运动开始之后，资本家才又重新低头，接受加工订货。

1952年，接受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的私营工业企业的产值，占私营工业产品总值的比重，上海为58%，杭州为64%，武汉为65.5%，西安为70%。

上海的百分比虽然不大，但是上海的加工订货总额，是全国之冠。

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党和政府并不在意去跟资本家改变合作模式，因为货源，保证军需和民用的需要，这才是第一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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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维汉调查加工订货的问题

1953年春，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带着一个调查组到武汉、上海、南京和济南对私营工商业进行调查。

调查组回来跟刘少奇汇报加工订货的问题说，各个部门需要时就向资本家加工订货，不需要时就拉倒。

资本家形容说，来时急如星火，去时无影无踪。

这种合作模式太糟糕了。

统战部长李维汉提出，这些问题有必要提到党的统一领导上来解决。

李维汉认为，收购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低级形式。加工订货、统购包销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中级形式。公私合营才是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

通过公私合营，向社会主义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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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高岗的反对

开会！

1953年夏天，中央政治局开了好几次会议。大家都同意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和平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

只有高岗反对。高岗在几次政治局会议上都一言不发。

毛主席要李维汉找高岗谈谈。散会后，李维汉问高岗有何意见。

高岗说：你读过斯大林的《论反对派》没有？

李维汉：读过。

高岗语调变得尖锐和苛刻：布哈林不也是主张和平进入社会主义吗？

这段对话比较深奥。布哈林和斯大林都是列宁的重臣。列宁去世后，布哈林被斯大林以富农的代理人罪名而撤职，后被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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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从改组到改造

会议上，另一个分歧点是，要把资本家改造成什么人？

李维汉认为，把资本家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公民。

对此，林伯渠不同意。

最后由毛泽东拍板，要把资本家改造成为工人。

毛泽东的逻辑依旧清晰。他说，否则改造成为什么人呢？难道改造成地主吗？不能。难道改造成农民吗？也不能。只能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工人。

让资本家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毛泽东指定由李维汉给中央起草一个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具有政策性的报告。主题是：关于利用、限制、改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报告。

“改组”，来自于毛主席在七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经济改组。

政治局讨论时，胡乔木提出把“改组”改为“改造”，更为确切，更为科学。

毛泽东同意了胡乔木的意见。

于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的说法，就这样定下来了。

对资产阶级分子的政策是：团结、教育、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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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中财委第六办公室

既然是改造，那就需要一个机关来统一负责。

陈云说，我这边国家计划委员会已经太忙了，就请中央统战部来管理吧。毕竟问题是李维汉提出来的。

于是，统战部长李维汉兼任了中财委副主任。

中财委设立第六办公室，由许涤新任办公室主任。副主任三人：沙千里、孙起孟、郑新如。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代会后，中财委第六办公室改为国务院第八办公室。主任李维汉，副主任许涤新和孙起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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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吃苹果的经费

中财委六办的任务，就是扩大公私合营企业。

而要扩展公私合营企业，就要把民族资本企业公私合营。

因此，国家要出钱。才能入股民企。

大的民企公私合营叫吃苹果。余下的小企业的公私合营称为吃葡萄。

李维汉同中财委六办主任许涤新一起，去找政务院财政部长邓小平。

小平很干脆：需要多少钱？

李维汉说：不需要大量资金，不需要财政部拨巨款。但到底需要几个亿，现在也算不出来。

小平说：就拨五个亿吧，不够再拨。用不完就归还财政部，反正你们六办的钱是存在人民银行的。

这样，中财委六办就掌握了一笔进行公私合营的资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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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葡萄酸了

1954年春，经陈云同意，由中财委六办带头，轻工业部、重工业部、交通部和商业部参加，组成了一个200人的调查小组。由六办主任许涤新任组长，沙千里任副组长，到上海去调查，去摸摸私营工业企业的底。

调查组在上海住了半年时间。

调查组把几个重要行业都摸清楚了。各地党委对于“吃苹果”是做了不少准备工作的，开办干部训练班，把企业中的秘密党员和工会干部都找来训练。

合营一个厂要好几个月，工作做得相当细，把准备合营的工厂的机器设备、资金、原材料，甚至桌子、板凳，都调查得清清楚楚。

但是，调查组在调查中发现，一个行业的大企业实现公私合营后，供应链上的小企业就没有业务了。小企业连加工订货的任务也得不到了。

国企与民争利，不是好兆头。

人人都爱吃苹果，葡萄就没人吃了。

葡萄酸了。

黎玉就说得相当尖锐，他说：葡萄是酸的，俺不吃！

潘汉年也看出了这个问题。1954年秋，潘汉年给许涤新打电话，要求留少数几个大厂继续搞加工订货。潘汉年希望许涤新把他的意见反映给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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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陈云批评许涤新

1954年冬，国务院第八办公室召开扩展公私合营会议，讨论1955年的全国合营计划。

李维汉因耳癌到莫斯科治疗，周总理指定陈毅兼管八办工作。但遇到大问题仍向陈云请示。

各地参加会议的同志一到北京就说：现在光吃苹果不吃葡萄，把一大堆小葡萄、烂葡萄甩给地方。地方没有财力给它们加工订货的任务，资本家发不出工资，推动工人到党委请愿怎么办？

吵得一塌糊涂。许涤新被说成是资方代理人，简直是中国的布哈林。

许涤新和孙起孟招架不住，俩人先去找陈老总。可陈毅还是外交部长，外事很忙，俩人只好直接去找陈云。

陈云说，你们这个扩展公私合营会议，实质就是国家计委要召开的计划会议。应该在计划会议开过后，再开你们这个会议。你们不弄清楚就来抢先，却抢出麻烦来了，是不是？现在，只好把计划会议的这一部分内容，放在你们这个会议上解决了。

领导批评了。

周总理笑着对许涤新说：你们现在真是骑虎难下了，只好请陈云同志给你们解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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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陈云统筹兼顾吃葡萄

隔了几天，总理召开国务院常委会。由陈云在会上提出处理“吃苹果”和“吃葡萄”问题的意见。

陈云提出，通过逐行逐业分配原料、分配任务、计算设备能力、安排生产计划等办法，来进行逐行逐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中央工业部门必须把如何利用资本主义工业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在搞五年计划时将资本主义工业的生产潜力充分估计进去。

这就是著名的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方针。

陈云将计划经济玩得出神入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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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毛主席座谈会喊话资本家

1955年，农业合作化首先进入了高潮。

7月，全国工商联召开了扩大的中执委会议。

毛主席通知许涤新：明天下午约资本家的头头到中南海来见面。

座谈会中南海颐年堂召开。出席的有周恩来、刘少奇、陈云、陆定一，以及统战部的徐冰、平杰三、许涤新。

资本家那边参加座谈会的有，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陈叔通，以及黄炎培、盛丕华、李烛尘、周叔弢、胡厥文、荣毅仁、胡子昂和郭棣活。

毛主席讲话和风细语，但说的话却很重：你们现在自己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要掌握自己的命运，只有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走社会主义道路。

散会后，周总理向主席建议跟资本家们再谈一次。

毛主席同意了周总理的意见。

两天之后，各地来京参加全国工商联扩大会议的100多名资本家，都被邀请到怀仁堂座谈。

毛主席又把上次的内容，更生动地讲了一次。

李维汉那时已回到北京，住在北京医院继续治疗。怀仁堂的会，为了健康没通知他，但他却偷偷从医院出来，不声不响地坐在后排，听了毛主席的讲话。

在毛主席同资本家代表谈了两次之后，陈云和陈毅先后在全国工商联扩大会议上作了报告。

陈毅的报告，主要是推动资本家接受改造。

陈云的报告，则是具体的实施方案。怎么苹果和葡萄两吃；怎么利润分配，从四马分肥，改为按资本每年给予定息。

显然，陈云才是资本家关注的焦点。

那是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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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改造吧，快点

1955年11月22日，由胡乔木执笔的《人民日报》社论《统一认识、全面规划、认真地做好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工作》发表。

1956年1月，工商界主动要求全行业公私合营。首先在北京发动，接着上海、天津等城市也纷纷行动起来。

在敲锣打鼓鞭炮齐鸣声中，资本家实现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

资本家之接受公私合营，从多数人来说，原因很简单：迫于形势。

大势所趋，不得不走。

与其后合营，就不如早合营。当时天津有一句话说：先买船票，可以先坐好船位。

刘少奇说，资本家之接受公私合营，是从被迫到自觉的表现。

只有陈云才知道什么叫自觉。